在广东东莞市新湾镇，58岁的渔民邓宝灿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：60年代，渔民只要有船民证、船舶户口本和过港证三个证，便可在沿海畅行无阻；如今却要有身份证、船民证、边防证、船舶户口本、船舶登记证、捕捞许可证等十多张证件，否则寸步难行。前些年，为搞全这些证，他们要在渔政、渔监、船检各部门间穿梭，让人跑酸了腿；有时渔政管理人员前脚刚走，船检人员后脚又到，各种检查、收费把人搞晕了头。渔民不仅不胜其繁，而且负担加重。渔民每次出海都要经渔政、渔监、边防等许多部门的检查，不仅手续繁多，而且收费畸高，有时还动辄受罚，一次起码要300元。每年一次对渔船的年审，更使渔民苦不堪言：60马力以上渔船年检每次都由省里来人检验，船检部门一来就是一伙，每条船收年检费600元。其中仅这些人的伙食费、车费，每条船就要分摊100元。渔民们形象地把这种多头管理称为“群龙闹海”。
造成“群龙闹海”的原因何在？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国钧对记者说：目前，在我国除农业部派出的黄渤海、东海、南海三个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外，大多数地区现有三支渔业执法队伍：一是渔政部门，包括各省水产厅下设的渔政处，及地、市、县各级渔政管理部门，负责渔场管理，发放捕捞许可证；二是渔监部门，负责渔船的安全监督管理；三是船检部门，负责渔船检验、鉴定和船员的考试与发证。
刘国钧说：三支队伍分别设立，但都是针对渔场、渔船和渔港，工作性质基本相通，执法手段大同小异；由于互不统属，各自为政，以致机构重叠，职能交叉，不仅给渔民增加了不少麻烦，也给渔业管理自身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，其弊端显而易见。
一是政出多门。广东海洋与水产厅厅长李珠江对记者说：虽然现有渔业执法队伍均由渔业主管部门管理，但因分成几支，导致各自为政，扯皮推诿，影响国家渔业法规的有效执行，渔民也不满意。其表现如“越界抢饭”。有利之事，大家趋之若鹜，甚至伸长胳臂，越俎代庖。例如，按规定，每造一条船，应由渔政部门发放造船许可证，捕捞许可证，收取渔业资源费；由船检部门审批造船图纸，收取技术检验费；渔监进行船舶登记，收取渔船登记费。而有时，渔政部门还没发造船许可证，船检部门就去收取技术检验费；有时渔船尚未经船检部门验级，渔政部门就抢先发放捕捞许可证，收取渔业资源费。从而导致管理混乱，使渔船数量难以控制。
或表现为：互相推诿。无利之事彼此袖手作壁上观，至于有困难有矛盾则相互推诿。例如，渔政、渔监都有权出海检查，但渔政只检查捕捞许可证，对于渔船是否符合质量要求，有无船级证和渔船检验证则不愿过问；同样，渔监只管有无船舶登记国籍证书，对有无捕捞许可证，是否合法渔船则不愿过问。本来只是一件事，却要两拨人来作，彼此又各管一段，往往使非法渔船混水摸鱼。
二是人财物的浪费。三支队伍各自一摊，从办公楼到船、车都要单独购买，造成资金的浪费和分散，而且许多资金还要用于养活各自一摊的人马，很难有资金用于改善执法工具，提高执法手段，从而必然影响到海上执法。叠床架屋的机构和冗滥的人员，不仅严重影响效率，更使管理成本加大，从而加重了渔民负担。
此外，渔业执法队伍的分散使地方保护主义得以乘虚而入。一是执法的畸轻畸重。地方渔政、渔监执法队伍执法时对外地渔船违规处罚往往较重，而对本地则大多宽纵。二是市县一级执法机构常受市、县、镇等地方官的干扰。一旦渔船违规被罚，往往会有本地领导出面说情，如果不给面子，以后麻烦事便会层出不穷；而给了面子，管理又无从谈起。执法机构难以独立行使职能，影响了秉公执法。
除了体制问题外，经费问题也是长期困扰、制约渔业公正执法的焦点。经费来源不固定，为乱罚款、乱收费埋下了机制上的隐患。而有限资金的重复、分散使用造成的严重浪费更使资金短缺雪上加霜。据大连市渔政处负责人介绍：大连市共有渔政人员297人，10艘渔政船，全年需人头费、渔政船经费及各种管理费1050万元。而资源费、资源赔偿费和罚款等项收入合计710万元，收支差额340万元，缺口甚大。由于实行自收自支，为了增加收入，大多数渔政管理部门在处罚时以赔代罚。一些渔业执法部门更是巧立名目乱罚款、多罚款，甚至为了能有款可罚，故意纵容违规、违法活动，不仅使渔民不堪重负，啧有怨言，而且严重干扰了渔业资源保护工作，同时也腐蚀了渔政管理队伍，极易滋生出各种腐败现象。
在不久前于广州召开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工作会议上，各海区局一致认为：渔政执法体制已是非改不可了！
